2025年5月10日在美国洛杉矶港拍摄的货船。随着美国关税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冲击逐步显现，美国最大港口洛杉矶港负责人6月7日表示，该港口工作岗位近期已减少近半。此外，港口5月份的货物吞吐量比预期减少了25%（新华社 邱晨/图）
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出一项重大裁决，认定特朗普于4月初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的全球加征关税政策越权，要求美国政府在6月9日前撤销所有涉案关税并退还已征收款项。
几分钟后，白宫就宣布将对裁决结果提出上诉。不到24小时——5月29日，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批准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暂缓执行请求，关税政策暂时恢复。最终，该官司可能会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待其作出终审判决。
此次裁决触及了美国总统权力的边界问题。虽然“IEEPA”授权总统可以在“不寻常威胁”下采取经济措施，但将贸易逆差定性为“国家紧急状态”显然突破了传统解释。根据美国宪法，与贸易相关的权力，通常需要国会的授权或立法支持，而特朗普绕开了国会。
这场诉讼可能成为重新定义行政权力的里程碑事件，背后也是美国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博弈、两党的撕裂在司法上的呈现。
2025年5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圣莱安德罗的一家沃尔玛超市，价格跟踪软件显示一款中国产的毛猴玩具售价变化情况（新华社/图）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26年的美国海关法院。根据1980年的海关法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有权管辖任何在国际贸易领域针对美国政府、官员、其他政府机构的民事诉讼。该法院共有9名法官，其中1名为首席法官，均由总统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后任命。
耐人寻味的是，该法院的首席法官马克·巴内特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2021年被拜登提名为首席大法官。审理该案件的三位法官当中，只有蒂莫西·莱夫由特朗普提名，简·雷斯坦尼、加里·卡兹曼由民主党籍的总统里根和奥巴马提名。
这已经不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第一次与特朗普“对着干”。特朗普2018年开始对华加征“301关税”（政策源自《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2020年就有3600多家美国企业发起联合诉讼，要求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对部分中国输美产品暂停关税清算，最终获得胜诉。
美国法院能否真正制约总统的权力？政治博弈会影响最终的裁决结果吗？这场司法拉锯战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关税政策走向？《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决策委主任杨晨。他是中国最早从事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业务的律师之一，代理了中国加入WTO二十余年来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案件，是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见证者。
杨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决策委主任（受访者提供/图）
敢叫停关税的法院是什么来头？
南方人物周刊：美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法院为什么能叫停关税，究竟有多大权力？
杨晨：我们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打交道特别多，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自己代理的美国贸易类的案件，有三分之一都会走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
涉及国际贸易和海关的事项，基本都在这审理。其管辖范围包括美国海关、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行政机构，涉及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反调查”、“337条款”调查、海关征税估价等，如对行政机关的裁定有异议，都是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关税本就属于它的管辖范围。
南方人物周刊：据你了解，该法院的审判标准是否会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
杨晨：它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司法机构，过去很多时候都会作出与行政机关不一样的判决，会纠正官员的做法，不太受行政权力影响，跟别的联邦法院没有太多实质性区别。除非到了美国巡回上诉法院或者最高法院，会有更多政治上的考量。
从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整个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其实大部分法官做的都是纯“技术活”，比较严格地按照美国的法律，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给出判决。不是特别受政治干扰。
每个法官都相对比较独立，美国的制度体系赋予了法官非常高的地位。你可能会遇到完全中立的法官，也可能会遇到不友好的法官。他会基于自己的经验、价值观和世界观作出评价，再把它适用到具体案件中，但它只代表个人。
南方人物周刊：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巴内特指定了三名法官来审理该案件，其中只有一位特朗普提名的法官，其余两位都是民主党籍的总统任命的。派这三位法官来审理，裁决结果似乎已经很鲜明了？
杨晨：我的感觉不太强烈。首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层级并不高，并且，在美国整个联邦法院体系里，法官的个人特色比较明显，不同党派可能使得他解读的倾向性有一些不同，但他的党派立场不会严重影响他的裁决。我更愿意相信，三位法官还是基于自己对司法、行政、立法的三权分立的解读作出的判决。
南方人物周刊：这三位法官有没有你比较熟悉的，他的行事风格和审判标准是怎样的？
杨晨：加里·卡兹曼，他的风格非常技术派，限制政府滥用权力，是他一贯的观点。我们之前有一个反补贴案件，当时美国商务部作出了一个对中国企业不太友好的认定。我们提起诉讼后，这个案件就是他审理的。他要求美国商务部披露整个调查中的程序性做法，以确保当事人在程序上有充分的权利，比如是否要求企业提交相应文件，是否给予法律范围内合理的补正机会，证据能否充分反映事件全貌。
最后，加里·卡兹曼法官推翻了美国商务部的做法，把这案子给发回了，要求商务部重基于案件的程序重新作出认定。最终，美国商务部也按照他的要求作出改变。
加里·卡兹曼比较注重程序正义，要求整个事实的收集和逻辑说理，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一位律师，对于看重程序正义的做法，你可能会比较欣赏？
杨晨：程序包括采取所有的手段还原事情的真相，协调各方专家，给你充分的辩论机会。但我近年来有了不同的看法，因为有时这种程序会过于复杂，消耗当事人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比如，我们在美国有一个集体诉讼案件，已经做了5年“证据开示”，当事人每年需要花费上亿的费用，到现在还没有开庭。结果，第一个审理的法官身体出了问题，换了第二位法官，把第一个法官前面做的很多工作都推翻了。在诉讼没有审限的情况下，效率很大程度上完全基于法官个人的风格。
对小企业来说，负担不起程序正义，只能放弃。当程序变得非常复杂的时候，已经不是真正的程序正义。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某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新华社/图）
政治博弈影响司法公正？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跟其他的法官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党派立场比较鲜明的？
杨晨：有的，但不多。比如，在某个商业秘密的案件中，法官基于党派立场非常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企业一定采取了什么手段窃取了美国企业的商业秘密，否则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法官一开始就往这个方向去走，到后面才慢慢扭转，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成本。
南方人物周刊：两党的撕裂是否已经影响到了美国司法体系的独立、公正和程序正义？你近年来在实际处理案件时，应该有更深的感触。
杨晨：不要过分迷信美国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党派之争会影响到一些结果，所以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一定会有倾向性。包括在审理特朗普自己的案件时，其实最高院是给特朗普保驾护航了，否则特朗普的竞选资格可能都是问题。
但是，要把政治与法律技术做一个区分，不要简单地去否定美国的司法体系。认为“三权分立”不存在，我觉得这也是不正确的。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我认为很多法官还是专业且中立的。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其中3人由特朗普提名，民主党只有3名大法官。这是否意味着，即便“非法”显而易见，最高院也存在一定概率支持特朗普？
杨晨：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我觉得并非完全是法官的党派立场。这个案件如果最高院支持特朗普的话，可能更多是出于他们认为的国家利益。在对外的国家利益上，美国“三权”是比较一致的。
美国在2007年开始启动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我们负责的一个案件，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院。最高院作出了对中国更有利的判决，认为美国政府没有权力对中国进行反补贴调查。
但对于已征收的反补贴税，政府会退税吗？这个问题美国最高院留给了美国国会（奥巴马政府当年一直就这个问题敦促国会通过新的立法），最后虽然两党也有很大分歧，但在美国国会并没有引发任何争议，在掌声中一致通过一个新的法案。新法案认定中国不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可以对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经济体进行反补贴调查，并可以追溯到2006年。
党派的问题，在大部分的联邦法院、联邦地区法院和国际贸易法院这样的专业法院并不明显，最高院会更加明显。但不管是法院、政府还是国会，只要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他们会形成高度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抛弃法律的公正。
另外，保守派法官强调立法权优先。理论上来说，6个保守派大法官会更加尊重征税是国会的权力，从而支持国际贸易法院。但也不排除会突破我们的预期：第一，一旦认定跟国家安全挂钩，可能就符合了IEEPA的要求；第二，会不会有更多公共政策的考虑。
加里·卡兹曼法官（资料图/图）
南方人物周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实施一段时间了，判定总统“越权”的裁决才出来，中间会有一个时间差。
杨晨：这个速度已经算快了。但法院拉锯战，的确可能会变相支持一些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如果这个案子打1-2年，即便最后纠正，可能行政部门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司法救济的滞后性导致最后的救济途径可能没有太多的意义。
南方人物周刊：不到24小时，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批准了暂缓执行的请求，这个批准像是给特朗普争取了时间。
杨晨：法院判决是否暂缓执行，有若干个法律标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如果现在就执行了，是否会造成不可挽回经济安全方面的损害？可能还存在退税问题，会导致整个关税体系、财政体系发生很大的混乱。
南方人物周刊：一两年之后，裁决的结果会显得没有意义，所以“暂缓执行”的决定在当下就显得无比重要。
杨晨：非常对。如果暂缓三个月，甚至延期更长的时间，一直要等到上诉法院判决出来，可能很多出口商、进口商已经调整了供应链。对一些国家而言，有些产品利润很薄，即便加征10%的关税，可能都已没法继续经营。个体就是政策的牺牲品。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美国国会没有阻止特朗普？因为国会中的多数党是共和党？
杨晨：国会立法有程序和周期。目前，国会中共和党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想要共和党站出来迅速立法限制总统，似乎也不太可能。而且，其实已经有立法，无外乎对于立法怎么去解释的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过去，美国法院在贸易政策上倾向于尊重总统，还是国会相当程度上把这个权力让渡给了总统？
杨晨：是的。在贸易问题上，我认为从过去30年就开始了，国会通过的很多法案，都是从行政效率的角度，把权力更多让渡给了行政。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直接代表美国作出一些贸易相关的重大决定，有较大的决策权。
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外交权核心在总统。所以，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对贸易方面的执法权力变得越来越大，而贸易成了外交调整的一个杠杆或尺码。总统借用外交拥有更多经济上的权力。
美国纽约，市民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前休息（视觉中国/图）
“一个案子很难改变风向”
南方人物周刊：贸易冲突是否会暂停，似乎并不取决于白宫是否会输了这场官司，纳瓦罗称“即使我们败诉，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加征关税”。这种“考古式”的法律挖掘，总能找到一条适合的法律条文来支持关税政策？
杨晨：非常对。面对关税战，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贸易摩擦和国际局势动荡将成为常态。过去30年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不再存在了。不确定性是确定的，其他的都不确定。
认清大势是讨论所有问题的前提，不能抱有幻想。美国贸易法下面有若干条款，随便抓一个都可以用。比如，之前对华进行的“232调查”（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我们大量研究232条款和以往案例，会发现该条款美国都很多年没用过了。
南方人物周刊：这场拉锯战，不只是法律问题，还是对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一次考验，关系到美国总统权力的边界，最终的裁决结果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晨：会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我觉得它只是整个大势当中的一部分，只是个案。过去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尤其到了特朗普的两个任期，都是在朝着行政集权的方向走。现在这个阶段则更为明显，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又任命了三位大法官。
在行政权与立法权存在冲突之际，司法将倾向哪一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导向，但一个案子很难改变风向。未来会看得更加明显。
现在中国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额占到美国的2/3。美国对中国，是一个全面打压限制的态势，美国的精英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不是三权分立、两党自身的问题，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南方人物周刊：通过这个案子你对我们的企业有什么建议？
杨晨：不能因噎废食。有很多企业一遇到新的变化，就觉得我们的官司还能打吗？
我说为什么不能打？不要把自己的案子盲目上升到政治高度，要把政客与普通官员进行区分。站在白宫的角度，会考虑政治，但在个案中，很多法官会基于自己的认知和法律的要求来作出判决。直到今天，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或其他法院诉讼，我们依然有很多关于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案件打赢了。
企业要做好更全面的准备，要考虑怎么进行供应链安全布局。今天你在美国遇到的问题，明天可能在欧洲也会遇到；今天没遇到的问题，明天也可能遇到。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必须在动态管理当中去评估你的产品和竞争对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看到环境的大方向，有成熟且带有前瞻性的解决方法。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刘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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