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论是它的历史、文化、宗教，还是艺术，都是我们祖先留给世界的无上瑰宝！
这份无法估量的财富，不仅仅是佛教的领地，也是我们普通人，可以在天底下地上面，与神明共处的理想空间。因为，那看似波澜壮阔、炫烂繁华的天界景象，不过是理想化的人世间而已。
面对如此宏大壮美的情景，在盛大的时空之间游走，难免会落入＂看得懂＂或是＂看不懂＂这样的语言陷阱中，这个＂陷阱＂是那些所谓的半调子专家、学者或是社会名流给我们设置的。让我们深深怀疑自己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动，是否太过平庸？甚至是太过简陋？
其实恰恰相反！
石窟＂艺术＂本质上就是要给我一种简单明了的感动即可。它不是艺术学院的教室；匠人们的生活无比艰辛，他们没有无聊到要向我们炫耀布局的精巧、风格的融合、技法的纯熟等等。
这些石窟造像要感染每一双眼睛，吸引住每一缕思绪。
所以一旦走进洞窟，我们能感觉到震撼，感觉到它的超凡脱俗，这就是一种＂懂＂；进而我们感觉到这些造像形态各异、庄严堂皇、生动传神、惊为天人，这就是更深一层的＂懂＂了；我们感觉到一见钟情、久久不忍离去、甚至想融入其中，渴望聆听那些神明高妙的教诲，那么就是彻底的＂看懂＂了！
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应该珍惜那份真心诚意的感动。
一进入景区便是气势恢宏的昙曜广场，广场中心有尊昙曜塑像。昙曜是云冈石窟的开创者。
塑像是艺术作品，只能凭个人喜好谈论喜不喜欢。我个人不喜欢这尊塑像，于是是绕了过去。虽然可以绕过塑像，但绕不过去昙曜。
因此，就借议论塑像，来谈谈昙曜。
在了解昙曜身世时，无意间看了塑像作者在中国作家网上一篇名为《塑以载道一一昙曜塑像记》的自述文章。我个人感觉，文章作者不能直抒自己的胸臆，行文艰涩而扭曲。
（引原文）何以塑？诸名士谓，遁＂马识善人＂之典故构思造型，可获得情节人物之双重意味，有神意！
这段文字中，透露出无奈的情绪，也刻意要传递出一点内情。分析一下原文：作者先是说，以＂马识喜人＂典故作为塑像的立意叙事，是＂诸位名士＂授意的；文章在其关于昙曜样貌设计时，又一次提到＂名士们＂否定了作者原先构想，而作者屈从了＂名士们＂（不引原文了）。那么，这两次提到的＂名士＂是同一些人吗？作者没说，但他们却有两个共同的特征：其一是有决定权，否则作者不会屈从；其二是有媚俗倾向，对历史和昙曜的处境不很了解，如果有，也很肤浅……
那么，出自《魏书•释老志》的＂马识善人＂的典故说了什么呢？
大致是说，北魏文成帝东巡，路遇由中山（现今河北省一带）返京（北魏先后有三个都城，此时的京指平城）的昙曜，文成帝的坐骑咬住昙曜的僧衣不走了，文成帝感其佛法高深（暗示是昙曜做法），于是让昙曜做了沙门统（管理佛教事务）……
王权神授是世俗观念，但昙曜以神迹来获得个人权力，这就有违正信的佛教了，而是趋从了迷信的佛教。这是在权力斗争波谲云诡时，文成帝面对世俗社会的权宜之计，而非昙曜这样的大德高僧愿意参与的情景剧。
因此，决定拿这件事作为塑造昙曜的岀发点，＂名士们＂的肤浅与媚俗，是对大德高僧昙曜缺乏应有的尊敬。
有关高僧昙曜最早的记载，是梁时慧皎所著的《高僧传》。慧皎与昙曜近乎是同时代人，应该有关于昙曜身世、作为的很多线索才对，但《高僧传》并没有为昙曜单独立传，而是在玄高（麦积山石窟的开创者）传的条目下，附有21个字的记述，这21个字对昙曜的籍地、生卒、师门、功绩等一摡不言。
原由大致有三：一是，当时正处南北政治、军事对峙，门派间也有主次之争，南朝人慧皎，难免有重南而轻忽北方佛事的倾向；二是，南北交往阻隔，未必能详悉北方佛事，出于谨慎；三是，昙曜是首开帝王像貌融入佛造像之先河者，在云冈石窟开凿前，昙曜就主持了天梯山石窟的大佛造像（龛高30余米，主佛像高28米），是当之无愧的＂石窟鼻祖＂。这也就有了为什么是昙曜五窟，是北魏五帝的集体陈列，他的＂帝王化佛教造像＂做法，在当时有非议，是有意忽略。
虽然后代魏收奉敕编撰的正史《魏书》等文献，对昙曜的记述有所弥补，但依旧难免＂荒凉＂。
昙曜的处境如履薄冰，历经＂太武法难＂，入魏后，又以不介入僧团，不介入政治派系争斗，避开了＂玄高案＂的牵连；孝文帝时，又游刃于冯氏、孝文＂二皇＂之间，将云冈五窟的开凿进行到底，他不仅能独善其身，还有超凡的大智慧……
在游览云冈石窟时，身边还有位老朋友，两人看着聊着，来来来回回不记得走了多少趟，从早上9点进入到下午5点半搭乘景区末班接驳车离开，唯一清楚的记忆是中饭没吃。
我们的感动是难以言说的，是简单和平庸的，之所以真快乐，大概是因为，我们不被那些有决定权＂名士＂打扰，不被他们左右吧。
